夜之杂记账

莫里森小传

Scholar and Sailor, this amphibious historian has combined a life of action and literary craftsmanship to lead two generations of Americans on countless voyages of discovery.

——Lyndon B. Johnson

案05年夏天于翻译闲暇间，编译此篇，权作调剂。今按TRYTRY要求，贴出旧文，除个别字词调整外，一律从旧。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特别是他在国外持久不衰的声誉大多来源于此。但他还是研究早期美国史和航海史的杰出权威。莫里森自1915年起历任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助教、讲师、教授，是该所大学校史的正式编纂者。其作品Admiral of the Ocean Sea（Christopher Columbus的传记）和John Paul Jones，分别获1942年度和1959年度普利茨传记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六个月，莫里森被任命为海军作战史编纂者，领海军少校衔；在其后的战争中观察了包括大西洋护航战役、太平洋岛屿争夺战、北非登陆、萨勒诺和安齐奥登陆、诺曼底登陆以及冲绳登陆等多次重要战役，为战后编纂海军史搜集了相当资料。同时，这种经历也提供了其他历史学家难以比拟的个人经验。

莫里森1887年7月9日生于波士顿，是John Holmes Morison（约翰·霍默斯·莫里森）(1856–1911)和Emily Marshall [Eliot] Morison（艾米莉·马歇尔（埃利奥特）莫里森）(1857–1925)的儿子。在波士顿的诺布尔学校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圣保罗学校受过预备教育之后，于1904年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原专业为数学，但因微积分考试不合格，遂于大学三年级转修历史。1908年6月获文学士学位后，前往法国，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度夏，后转至巴黎过冬，在巴黎大学的政治学院听课。返回哈佛研究院以后，于1909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担任历史教学的助理工作，亦教授历史。在Albert Bushnell Hart（A.B.哈特）的建议下，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他自己的一个祖先Harrison Gray Otis。这篇论文就是莫里森的第一部著作，题为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arrison Gray Otis, Federalist, 1765-1848（联邦主义者哈里逊•格雷•奥提斯的生平和书简：1765-1848）。该书于1913年问世，即他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年。

莫里森在欧洲度过了1913年。其间，他就近观察了巴尔干战争，而后再度前往巴黎研修历史。次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谋得历史讲师职位，正式开始其教学生涯。1915年他的历史讲师资格获得哈佛大学教授会承认。此后，加入哈佛教授会的莫里森正式开始了他在哈佛长达四十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尽管如此，为了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写作，他在哈佛大学只担任兼职讲师职务。1917年，受国会调查委员会委托，莫里森花费半年时间搜集资料。当年年末，他以步兵士兵身份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训练营报到。但他的第一次从军履历到此为止。由于1917年参加国会调查委员会的经历，莫里森在1919年2月担任美国和谈委员会俄国事务组专员，后任巴黎和会巴尔干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曾写道，“我的特殊任务便是就巴尔干各国问题提供一些并不受欢迎的意见”。显然，大战爆发前观察巴尔干战争的经验使他相信，任何试图恢复或者替代哈布斯堡、旧俄甚或奥斯曼在巴尔干势力的想法都不是切实可行的。此类做法只能导致巴尔干地区重新陷于不稳定状态。同时，作为和会专门委员会的美国代表，莫里森又不得不面对虎视眈眈的英法以及毗邻巴尔干的意大利，并坚持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提纲”中的民族自决原则。这势必将他置于某种略显尴尬的境地。的确，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莫里森并不适合也不情愿埋头于处理此类事务。对于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他深信，“既不公道也是无法实行的”。至于他本人，则在受命仅五个月后，即1919年7月辞职。

同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的莫里森恢复了他的教学生涯，教授的课程有美国史、殖民史和马萨诸塞州史。其中，他将最后一门作为专题研究的范围。作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莫里森在1921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1783-1860年马萨诸塞海运史）。《文学评论》杂志曾评价道，“（这部著作）从色彩的鲜明、内容的真实和事实的丰富来看，都是出类拔萃的”。1922年莫里森受聘牛津大学Harmsworth讲座，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任美国史教授。同年，他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牛津讲学的三年，莫里森编写了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3-1917（牛津美国史，1793-1917）。《旁观者》杂志的书评称，“（作者）知道英国人希望了解的要点，以及他们阅读美国史的特殊困难”。应当说，莫里森的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恰如其分。战争结束近十年，美国已然以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形象呈现在世人前。但它的身份依然是有些含混不清的。大多数英国人即便在心态上不复有宗主国的姿态，仍然不能确定如何看待今日的美国。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记忆。何况，由于大学学科设置的缺憾，造成英国近代史研究迟至以牛津的W. Stubbs（斯塔布斯）和E. A. Freeman（福礼曼）以降方有所进展。如果说，莫里森获得牛津的教席是某种需求的认可（包括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年轻得令人生疑的美国史），那么对莫里森个人而言，他获得了一个美国历史的代言者向旧大陆声言的平台。当然，这仅仅是外部条件。就莫里森的学术进路而言，他最擅长的即断代史中的专门史或者专题史。二战后的史学界很有点鄙薄断代史的意思。可在这鄙薄中，却是将古老的史料编纂式的编年史与断代史相混淆的观念。二者显然不能等量齐观。断代史最突出的特点，即著者对年代的划分与择取、资料的排列以及论题的确定，这些表面上的皮相功夫，却是无一不体现着著者的观念。换言之，断代史不过以相对含蓄的方式表达自身，相比而言，“以论代史”则显得喧宾夺主。以今日的眼光看这本书似乎稍显稀松平常，比如年代的择取，或许还会引起人类学家的不满。但关键在于，莫里森塑造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合众国的历史，而非生活在北美大陆的民族志。当然，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本身也塑造了表现它自身的民族，那么或许应该更确切地称之为“国族”。无论如何，莫里森在欧洲首发此书，这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该书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分上下两卷。

由于前述缘由，此书在美国本土亦广受欢迎与好评。因此，莫里森与Henry Steele Commager（康默杰）合作，出版了一卷本的修订本。这就是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美利坚共和国的形成）。该书于1930年发行了第一版。《星期六文学评论》发表Allan Nevins（A.内文斯）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一通俗本是“最为有趣、最令人振奋又最有教育意义的一卷本美国史，它的执笔是基于能够满足全部大事这一立足点的”。该书曾六次重印，最后一版在1969年发行。在该书首版前一年，莫里森还出版了An Hour of American History（1929年）。

1925年，莫里森结束了在牛津三年的讲学生涯，回到哈佛任历史教授（1941年后任Jonathan H. Trumbull讲座美国史教授）。次年1月，他被任命为庆祝哈佛学院三百周年纪念的正式编史者。有趣的是，三百周年纪念是在十年之后。换言之，哈佛大学给莫里森教授十年时间来完成这部宏大的校史。当然，他不仅按时完成，而且完成得尽善尽美。1935年，莫里森出版了第一卷：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哈佛学院的成立）。该卷讨论了这个学校的最初十五年。1936年，第二卷出版：Harvard Colle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十七世纪的哈佛学院）。它讲述了1650-1708年间的历史。其它各卷继续把历史讲到了1869年。最后一卷是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埃利奥特校长就任后哈佛大学的发展，1869-1929）。其实这一卷是莫里森在1930年编辑的论集。全书共三辑，题为Tercentennial History of Harvard College and University, 1636-1936（哈佛学院和大学的三百年史：1636-1936）。可谓煌煌之著。在百年庆典那一年，莫里森还编写了一个简本，题名为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哈佛三百年：1636-1936）。该书未正式出版。Stokes曾在当年的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中谈到这部丛书，“如果其他各卷也能继续保持已有的高水准，哈佛就将有一套把考证的确凿、内容的重要、对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解释以及文字的造诣完全结合起来的历史。这是欧美其他任何大学的历史所无法超过的”。客观地说，这个评价在今天依然适用，而且范围并不限于欧美。莫里森凭借此书的编写荣获朱瑟朗奖章和哥伦比亚大学卢巴特奖金一千元。如果说两卷本的《牛津美国史》为莫里森带来的是国际声誉，那么哈佛校史的编写则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

从1916年起，莫里森就对哥伦布的航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源头，来自于对早期美国史的钻研。但由于其他事务的延宕，直到1936年哈佛三百周年纪念之后，他才能有计划地开始编写这位探险家的传记。莫里森发现，以往论述哥伦布的著作，大都是一些没有海洋知识、“闭门造车的海军将官”写的。这种书斋知识分子的做法并不符合他的心意，莫里森决定乘坐小帆船，重新航行哥伦布当年走过的路线，以便根据实际的观察，核对一下过去关于这位航海家四次航行至美洲的记载。作为最终整个航行的准备与前奏，他在1937-1938年度的冬天至1940年夏天之间，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四次帆船航行，主要目的是辨认哥伦布最先描写的他发现的陆地和海岸线。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重要而豪迈的一次巡游考察是在1939-1940年度的秋冬两季进行的。当时莫里森作为第一次哈佛大学哥伦布探险队队长，按照哥伦布返回葡萄牙的航路向东航驶，然后横渡重洋，自西班牙向西按原路线驶往特立尼达和中美洲。他对于哥伦布这位采用航测法的航海家怀着无限敬佩的心情，完成了这次历时五月，航程一万海里的航行。就在这次航行开始前后，他出版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题为The Second Voyag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1940年版）。但真正为他带来广泛声誉的是两年后，即1942年出版的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olumbus（大洋上将：哥伦布传）两卷本。这部传记获得了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它是“已经出版的关于哥伦布的最好的一部著作”，并且特别强调，作者“文笔流畅、质朴无华”。对于一位学者而言，这是相当难得的评价。1943年5月3日，此书获得1942年度普利茨传记奖（Pulitzer Prize）。